【陇法文苑】追忆恩师许国康先生

教诲山河远 师恩日月长

——追忆恩师许国康先生

赵玉成

二〇〇七年教师节，那个本该充满敬意与感恩的日子，我的恩师许国康先生却突发疾病，溘然长逝。消息传来，如晴天霹雳，我悲痛难抑，匆匆赶往老师家中。祭奠完毕，望着老师的遗像，我心潮翻涌，暗想一定要写下几句话，寄托我深深的缅怀与无尽的哀思。可老师于我恩重如山，他的教诲、关心、帮助，一幕幕、一桩桩，不停地在我脑海里浮现，让我久久理不清头绪，觉得无论从何处下笔，都难以道尽这份深恩厚情。也因缘深，也因疏懒，这些年来，虽不知多少次在梦中与老师相见，却除了除夕、清明偶作遥祭，始终未能写下只言片语——每每念及，心中满是愧疚。

许国康老师，是我人生中绕不开、忘不掉的名字。如果没有他的教诲与扶持，我的人生必将是另一番光景。我受教于他，感恩于他。在他的众多学生中，我虽不是最早受教的那个，却无疑是老师最关心、受教最多、与他结缘最深的学生之一。

第一次听到老师的大名，我还是家乡西和县大桥中学高中部的一名十四岁少年。那天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讲，洛峪中学有位许国康老师，藏书极丰，学识渊博，讲课精彩，关爱学生。我自幼爱书如命，痴迷语文，但凡有字的纸都爱翻一翻。许国康老师这个名字，从此在我心里点亮了一束光——我心想，若能有机会看看他的书、听听他的课，该有多好啊。

一九八一年，我在大桥中学两年制高中毕业，恰逢大桥中学撤销高中部。我高考未过预选，回家务农一年多。一九八三年春季，我插班到洛峪中学三年制高中二年级，语文老师正是许老师。初见时，他高个子，戴眼镜，讲课内容丰富、妙趣横生，讲到激昂处慷慨陈词，极受学生欢迎。我听得出神，学语文的兴趣愈发浓厚。课后我常去他的住室请教，每一次，他都不厌其烦，细细讲解。如今，老师讲课和辅导我的具体情节大多已模糊，但有一个有趣的细节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那时我兴趣杂得很，爱看小说，爱抄报纸杂志上的散文，常熬夜偷看手抄本，还迷上了各种篆刻印章，语文成绩反倒平平。有回同学给我刻了一枚“鲁直”的印章，我兴致勃勃地往课本、作文本上到处盖。老师发现后，在讲鲁迅课文时说道：“有的同学不好好学习鲁迅的文章，语文成绩上不去，即使取个‘鲁速’、‘鲁直’的名字，也成不了鲁迅。”我知道老师这是在“挖苦”我，意在“刺激”我把心思收回来，用功读书。此后在洛峪中学近两年的时光里，我认真听许老师的语文课，认真完成作业，遇有疑难便去请教，尤其是老师给我的作文批语，我每次都反复对照、细细领会。渐渐地，我的语文成绩，特别是作文，有了很大提升。到后来高考时，语文竟成了我总分的优势科目。

其实，许老师对我的最大教诲，并不在那短暂的一年半语文课堂上，而是在我进入县一中补习班之后，直至我参加工作多年的岁月里。他总在我人生的关键处指点迷津、倾力相助，不仅教我知识，更教给我学习和工作的理念、方法，以及处世的智慧。

一九八四年，我在洛峪中学参加高考预选未过，连正式高考的资格都没有。家中困难，我已打算回家务农、打工。许老师得知后，觉得依我的情况，有考大学的潜力，不补习实在可惜。他主动写信给县一中负责高考补习班的老师，把我推荐到县一中文科班补习。此前我从未去过县城，也不认识县一中的任何老师。在县一中补习期间，许老师每回到县城，都要把我叫到住处，询问我的学习情况，针对性地给予关心和指导，教我补习的方法。我每次从县城步行回家，路过洛峪中学，也都要去学校看望老师，聆听他的教诲。经过一年的刻苦努力，一九八五年高考，我不但顺利通过了预选，还以全县文科并列第九名的成绩考入了甘肃政法学院。

说起一九八五年这次高考，若不是许老师在关键时刻的指导和帮助，我几乎半途而废。那时文科高考，三天考六科。第一堂语文，我记得作文题是给《光明日报》写一封信。我因为没有手表，没把握好时间，信的末尾还有部分正文和落款没写完，监考老师便强行收了卷。考完后我跟老师说了这事，许老师怕我后面再吃时间的亏，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手表摘下来递给我，让我戴上参加考试。可谁承想，考试中途又出了变故。第二天下午考完政治，我刚和同学回到住的北关旅社，服务员对我说：“有你的电话，说是大桥邮电所打来的——你母亲病危，叫你连夜往家里赶！”我听了，如同天塌一般。作为家中长子，第一反应就是立刻赶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。可第二天还有历史和英语两门要考，如果回去，我多年的努力就全白费了。想到父母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供我读书，今年考得感觉还不错，眼看就要有个结果，母亲却不行了——我顿觉命苦，满眼是泪，带着哭腔跑到许老师的住处，把情况告诉他，准备连夜步行回家。许老师听罢，一边安慰我，一边耐心劝导：“你又不是神医，就算母亲病危，你回去也救不了她。还是坚持把明天的试考完再回去。”我心中虽万分悲伤，但还是听了老师的话，强忍着考完第二天两门试，连夜步行五十多公里，第二天中午才赶回家中。结果，父亲母亲正在地里收麦子，根本没有母亲病危这回事。后来才弄清楚，是有人存心使坏，编了这么个恶作剧，想让我考不成大学。这件事，如果没有许老师及时劝阻和开导，我十有八九会放弃考试回家看母亲，那我多年勤学苦读的心血，恐怕真要付诸东流，人生也成了未知数。

当年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二本线，但二本报考的学校滑了档，最后被录取到第三批甘肃政法学院法律专业大专班。大学生活里，许老师常通过书信指导我的学习，鼓励我积极参加讨论，撰写法学文章，还时常在物质上帮扶我，让我这个家境贫寒的学子顺利走完了两年的大学生涯。

一九八七年七月，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陇南地区中级法院工作。那时许老师也调到了陇南教育学院，离我的单位很近，我得以经常聆听老师教诲，和他交流思想。当时他带着两个女儿上学，学校只分给他一大一小两间房——小间两个女儿住，大间既是他的卧室，也是书房和灶房，堪称“陋室”。我还常去他那里蹭饭，边吃边聊，谈国家大事，谈工作生活。他鼓励我要充分利用组织提供的平台，努力提升自己，多研究，多写文章。记得当时国家正开展反官僚主义，我熬夜写了《官僚主义与玩忽职守罪》一文，发表在《甘肃日报》上，许老师看后非常肯定和赞赏。在他的鼓励下，此后我的法学论文和调研报告多次获奖或在不同刊物上发表。工作之初，单位安排我担任法院业余大学法律教师，学员都是法院在职干部，有的还是院领导。我给他们讲课时有些怯场，自信不足。许老师对我说：“只要你站在讲台上，无论下边坐的是什么人，不论职位高低，都是你的学生。这样才能讲好课，否则你会畏首畏尾，讲不出样子。”这句话深深植入了我的骨子里。此后我曾多次为地区领导、处级干部讲授行政诉讼法，为多个单位的岗前培训班、电大、党校、卫校学员和许多行政部门讲授法律知识，为法院系统干部讲授业务——许老师的这句话，成了我自信的基石，让我站在讲台上“目中无人”，自感效果颇佳。

许老师后来调到陇南教委教研室工作，退休后又在武都住了几年。参加工作之前，我主要是接受他的学业辅导；而在武都的十几年，是我与他接触最多、思想交流最深最广的时期，也是他对我言传身教最为丰厚的岁月。他见证了我的成长与进步，我也见证了他在这里的工作与生活，见证了他对教育教研的热爱、对学生的悲悯与担当。

许老师始终以教书育人、教学研究为己任、为己乐。他虽不是共产党员，但对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坚决拥护，尤其对教育改革理解深刻、研究透彻、理念先进，且身体力行。无论在陇南教育学院讲课，还是受邀给中学生上课，抑或从事教学研究，他都充分贯彻先进的教育思想与理念。他发表在《甘肃教育》等报刊上的《语文教学的改革、开放与搞活》《教研室是干什么的》等一系列教研文章，正是他教学与教研思想的生动体现。他经常受邀到陇南地区许多中小学，甚至区外学校，为学生讲授语文知识和作文课，好评如潮。课后常有学生登门求教，他都热情接待，耐心辅导，解疑答惑。有时赶上饭点，便留学生一起吃饭，边吃边讲。不少学生还给他写信请教，他一一回信辅导。他以辅导学生为乐，每当有学生取得好成绩或考上大学、中专，他都由衷高兴与自豪。许多学生寄来感谢信，我曾多次读过那些真挚的文字。他还曾将一套《邓小平文选》赠予我，嘱咐道：邓小平文选中不仅有丰富的教育思想，还有深刻的法治思想，让我一定认真学、深入学，对我的工作和进步大有裨益。他热爱教育事业并为之终身奋斗的精神，深深影响了我、感染了我。我多年来热爱本职工作，取得了一些小小成绩，都与许老师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。

许老师既把我当学生，也把我当朋友，与我无话不谈。我们常常聊起人生百味。交流中，他偶尔也会流露出些许苦恼和牢骚——他一直觉得自己的教育理念难以充分践行，甚至与当时长期积淀的固有观念时有冲突。他性格直爽，胸无城府，又好与人辩论是非曲直，以至于个别人对他不满，认为他思想超前，不合教育实际，甚至觉得他“挑刺”“另类”。我记得他曾对我说起，老家浙江衢州中学的同班同学叶朗（北京大学美学教授）、叶廷芳（中国社会科学院德语文学研究员、卡夫卡研究专家），和他同年考大学，那两位考上了北京大学，毕业后能在北大、社科院这样的大平台上充分发挥才智；而他因家庭出身问题，只能被兰州大学录取，后来因院校合并，二年级后半学期并入甘肃师范大学（今西北师范大学）中文系，毕业时竟不能分配工作，在老家闲呆了一年多，才被分配到西和农村中学任教。特殊历史时期，他又受尽磨难，靠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挺了过来。恢复工作后，他一心想好好教书育人，却总觉处处掣肘，所学难以施展，心中憋屈。我有时劝他不妨“随大流”，他却说，他有自己的追求，本性如此，不愿随波逐流。如今回过头看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相信许多知情人回想起许老师当年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，一定会有公正的评价。西和的宁世忠老师，是我非常敬重的德高望重的长者，他对许老师的评价，就很有代表性和权威性。我的学兄袁智慧老师在纪念文章中引用了宁老师的话：“（许老师）咋样有益于社会，咋样有益于群众，他就说、他就想、他就做，这点我们是比不上的。如果把许老师放在上海、北京这样先进的地方，他肯定是一个引领潮流的人。”“（许老师）过去的那些所谓毛病、缺点现在回头看都是优点，都是正面的、西和社会所没有的。”“许老师是一个会思考、用脑筋、勇于实践的新型知识分子，他的看法都是紧跟时代潮流的，和党的大政方针是一致的。”我觉得宁老师的评价一针见血，十分中肯。

岁月匆匆，时光流转。不知不觉间，许老师离开他钟爱的教育事业、离开他热爱的学生，已近二十年。我作为他学生中的一员，虽已年过花甲，但老师的谆谆教诲与深厚恩情，仍如山河般辽阔深远，如日月般恒久绵长，早已刻进心底——不敢忘，永难忘。纵使与老师阴阳两隔，这份感念与追思，依旧岁岁年年，不曾消减。

遇见良师，是人生最美的邂逅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，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，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。”许国康先生是我的授业恩师、人生导师，正是我心中的好老师。感谢人生的际遇，让我有幸与恩师在韶华岁月相识，成为他的学生，长期聆听教诲，沐浴知识的滋养与人格的感召——这是何等的幸运，何等的自豪！

先生虽去，风范长存；师恩永记，山高水长！

注[1] 语出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《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》。